苏联1954年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祖宗。那么,这是部什么样的书?事情还得从十月革命讲起。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为更高级社会形态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则只提出了一些极为粗略的设想。

十月革命提供了实践机会。此后数年,布尔什维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验。然而,严酷的社会经济现实使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验多数都失败了。俄国革命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相继出现;战争摧毁了经济,内战结束时,“俄国国民收入仅仅等于1913年的1/3,工业生产不到战前的1/10,煤的产量不到战前的1/10,铸铁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1/40,铁路遭到破坏,任何经济工作赖以开展的库存储备全部耗尽,城乡产品交换趋于停顿”。1921年的大灾荒使俄国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惨象。

形势如此严峻,使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成为第一要务,所有的理想都不得不向它让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使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内部爆发了多次激烈的理论争论。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运用残酷斗争手段,确立了他对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武功毕则修文事,他开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树立其惟一理论权威地位。斯大林拟建立的理论体系包括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36年秋,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议。此时,理论创新已成为领袖专利,经济学家噤若寒蝉,唯唯诺诺,岂敢越雷池半步。因此,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虽然于30年代后半期开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计划1938年完成,却没有完成,一直拖到战后,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就是《教科书》形成的历史背景。《教科书》与二三十年代联共党内斗争纠缠在一起,其科学性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段历史的是与非。从今天的眼光看,二三十年代联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实现道路、政策的探索。探索未知世界,难免意见分歧。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出现了悲剧性的相反结果: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这样一部书所产生的经济学理论会有多少科学性?(《文汇读书周报》7.15)李文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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